是谁改变了这些婴幼儿的命运？

　　今年2月21日，河南省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刑警抓获了一个名叫郭士县的嫌疑人。在郭士县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贩卖婴幼儿“生意链”。他的妻子、妹妹、堂弟都加入了这桩“生意”。

　　在这条“生意链”上，孩子们被当成了商品。

　　新乡贩婴者落网

　　去年8月9日至今年1月31日，河南新乡铁路刑警大队的刑警多次在新乡火车站抓获贩卖婴儿的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婴儿十余人。

　　一系列贩婴案引起了新乡铁路刑警的警觉，他们发现，嫌疑人大多来自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大都乘列车在新乡下车。警方判断，新乡附近可能存在一个贩婴网络，有固定的接收婴儿的“下线”。

　　2月21日，新乡铁路刑警大队接到线索，K158次列车上有两名带着女婴的乘客，有贩婴嫌疑。“乘警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这对‘夫妻’很可疑，女子喂奶时用的是劣质奶粉，动作也很别扭。把他们分开简单询问后，又发现他俩的回答对不上。”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

　　嫌疑人的车票上显示，他们的目的地是新乡。于是，乘警检查过后，又不动声色地离开了。稍后，新乡铁路刑警接到了这名乘警的电话。

　　列车到达新乡站之前，十几名刑警陆续上车，在嫌疑人所在车厢及相邻的车厢监控。

　　当晚11时20分左右，两名嫌疑人抱着女婴在新乡站下了车。在站前广场逗留片刻之后，坐上出租车离开。刑警们乘车尾随。

　　半小时后，嫌疑人所乘的出租车停在了新乡至辉县公路中段的一家酒店旁。一名嫌疑人打了一个电话后不到两分钟，一辆摩托车开过来停在出租车旁边。车上坐着两名男子。

　　环顾四周后，摩托车上的中年男子打开了出租车门。

　　此时，尾随至此的刑警们迅速上前形成合围。几分钟后，4名嫌疑人被捕，一名被拐女婴被解救。

　　骑摩托车的两人是父子关系，由于儿子郭强（化名）尚未成年，警方将其教育释放，但父亲郭士县却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民警发现，郭士县曾因重婚罪和贩卖假币罪先后两次被新乡县人民法院判刑。而他的妻子张计韦和堂弟郭士斌，都因涉嫌贩卖儿童，于去年10月间被警方抓获。

　　随后，警方从郭士县家中搜出大量奶粉、奶瓶和小衣服等婴儿用品。

　　经多次对郭士县及其他嫌疑人的审讯，警方认定，郭士县是新乡地区众多人贩子的主要“上线”，他也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众多人贩子在新乡的重要“下线”。贩婴“生意链”

　　郭士县落网后，警方又初步锁定了他的一些“下线”，其中包括他的妹妹郭士英等人。此后，一些嫌疑人陆续落网，但郭士英始终在逃。

　　进一步调查取证后，警方基本掌握了人贩子的犯罪流程及相互关系，并绘制了一张涉案人关系图。

　　在参与的贩卖人口活动中，郭士县处于最中间，他的上方有至少十余个“上线”，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都与他保持着固定联系。他们把从各地拐来的婴幼儿不断送往新乡，交给郭士县。郭士县把孩子们卖给自己的“下线”后，再由他们层层加价转卖，直到卖给希望养孩子的最后买家。

　　“就像市场进货卖货一样，他们的贩卖人口活动也形成系统。郭士县在其中就像一个批发商，他向上与那些‘货源’联系，在确认有孩子要来之后，立即与自己的‘下线’沟通，然后把孩子卖给有把握出手、愿意接收的人。”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郭士县的“上线”为保证自身安全，从不来新乡。“他们雇用一些‘马仔’，给他们买好火车票，再发给他们一个手机，告诉他们郭士县的电话号码。”

　　在与郭士县确认交易细节后，“马仔”们通常在新乡郊区的路边把孩子交给郭士县后立即返回，郭士县给他们几百块钱作为回程路费，回到“上线”那里后，“马仔”们才能领到此行的辛苦费。随后，郭士县或其亲友会通过邮政或银行账号把买孩子的钱汇给“上线”。

　　“郭士县和他的‘上线’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信，所以交易时都不用现金，既防止‘马仔’携款出逃，又可以防范警方。”张跃军说。

　　张跃军还说，与郭士县保持直接联系的“下线”至少有十余人，有时他们去郭士县家领孩子，有时跟着郭士县直接从“上线”派来的“马仔”手中领走孩子。郭士县付给“上线”的基本报酬一般是每个孩子1000元左右，而他卖给“下线”时，要根据孩子的性别、外形、身体条件等因素为孩子定价，一般都在几千元左右。

　　新乡警方确认，在被解救的34名被拐婴幼儿中，至少有7个孩子是郭士县经手直接卖出的，其中有些孩子被转卖了至少8次，卖价从几百元涨到了最后的19000元。“这还只是从郭士县的‘上线’开始算起，到最后交给买家结束的。郭士县的‘上线’接手之前，孩子被转卖的次数和价格我们无法得知。”张跃军说。

　　在郭士县的妹妹郭士英家一间废弃的小房子里，警方发现20多张汇款单。汇款人是郭士县、郭士英等人，收款人则是他们的“上线”，主要集中在广东湛江一带。这20多张汇款单是去年9月12日至10月12日一个月内汇出的，平均下来几乎每天寄出1张。收款人共13个，金额总计7万元，其中最少汇款额是1000元，最多的一笔是9200元。

　　警方分析，这是郭士县等人付给“上线”的“货款”，虽然是20多张，但涉及的被拐婴儿决不会只有20多个。贩婴“中间人”

　　郭士县，50岁，初中文化程度，家住新乡市郊小块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因犯重婚罪被判刑，缓期执行，没有入狱。此后，他经常到广东湛江一带贩卖古董，在当地结识了许多人。1994年，他又因贩卖假币被判入狱3年，1996年4月减刑出狱。

　　“郭士县出狱后，与他在广东的熟人们恢复了联系。此时，那里倒卖古董假币的风气减弱，转而开始贩卖婴儿。”张跃军说。

　　1997年，郭士县加入贩婴网络之后，他的妻子、妹妹、堂弟等几个亲戚成为其第一批同伙，甚至他未成年的儿子也成了陪他一起接货的驾驶员。他们一边直接寻找希望要孩子的买家，一边不断发展“下线”。每当郭士县有新的业务时，这些人便四处联络下家，生意做完后，他们便负责给“上线”汇款。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郭士县的“下线”也越来越多，围绕他及其家庭成员，逐渐形成了一个约20人的贩婴团队。孩子的买主也从当地逐步拓展到周边县市，直至山东、河北、山西等省。

　　2000年，郭士县在附近的陈堡村买下一块地，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去过他家的刑警们对他的富足印象深刻。“门口是可视门铃系统，浴室里用的是整体浴室。每间房子都装了空调。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古玩字画等装饰品、奢侈品随处可见。”

　　几年来郭士县到底经手贩卖了多少婴幼儿，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位多次提审郭士县的刑警说：“他始终对此避而不答，只说‘记不清了’。问他的‘下线’，有的说他经手了数百人，有的说他经手了上千人。”

　　落网后，郭士县告诉办案民警，他曾多次想“洗手不干”。“但好像喝酒上瘾时一样，喝完后发誓不再喝，下次听说有酒席就又忍不住了。毕竟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郭士县还说，妻子被抓后他非常恐惧，再次决定停手，但当时“上线”依然不停地“发货”，“下线”也不断地向他“订货”，欲罢不能之下，他怀着侥幸心理继续贩婴活动，直到2月22日凌晨落网。

　　7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郭士县家。此时，他家的欧式大铁门敞开着，多数房间里都空空荡荡的，地上落满尘土。在一楼大厅，几件青铜器和木器雕刻品还挂在墙上，但古董架上已空无一物。一名陪同前来的刑警说，这里曾摆满了古董，在郭士县被捕后都被其亲友搬走。

　　郭士县被捕后，郭士县的儿女都已被送往郭士县的岳父家，家中只剩下他83岁的母亲。听到记者提起郭士县，郭母一言未发，只是躺在床上痛哭不止。

　　目前，郭士县等70余名贩卖人口嫌疑人已被郑州警方拘留，正在等待审判。

　　作者： 本报记者 陈喆